人口问题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文3篇
【篇一】人口问题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文
摘要：当前，我区人口低速增长、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比例下降、知识技能型年轻人口流出较多等问题凸显，同时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问题叠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为避免类东北现象产生，我区要进行更深刻、更有针对性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对人才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加快培养和引进人才，为自治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人口区域布局
一、近年来我区人口变化基本情况
（一）人口持续增长，二孩政策效应显现
截至2017年底，我区常住人口2528.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2%，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第23位；比2010年增加56.4万人，年均增加8.06万人，年均增长3.2‰，低于全国年均增长5.2‰的水平。一是盟市人口增减各不相同。2011—2017年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和巴彦淖尔市等7个盟市人口增加，分别增加24.1万、22.16万、11.92万、3.11万、2.36万、1.61万和1.49万人。呼包鄂城市群人口增幅均低于2001—2010年期间，特别是鄂尔多斯市，10年间常住人口年均增加5.45万人，近7年来年均仅增加1.7万人。赤峰市、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通辽市、兴安盟等5盟市常住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通辽市常住人口由10年间增加5.57万人，转变为近7年减少5.57万人。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和赤峰市人口减幅比2000—2010年大幅度降低。东部五盟市人口占比继续下降，2017年49.47%，比2010年下降了1.82个百分点。二是二孩政策效应显现。2005年以来，全区年均出生人口22.6万人，年均出生率约9.1‰，比全国平均低3.1‰；死亡人口13.8万人，年均死亡率约5.5‰，比全国低1.6‰以上；自然增长率年均3.5‰，比全国低1.7‰左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2014年我区出生人口有所增加，出生人口23.3万人，人口出生率9.3‰，比上年提高0.3个千分点。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我区出生人口明显增加。2016年、2017年出生人口分别为22.72万人和23.9万人，出生率达到9‰和9.47‰，二孩率为40.9%和47.76%，比全国分别高0.7个百分点和低3.44个百分点，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多0.75万人和1.93万人。
（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人口总量保持稳定
65岁以上老年人口由2010年的187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251.1万人；比重由2010年的7.56%提高到2017年的9.9%，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据统计，1956-1966年流入我区人口集中，受代际传递影响，我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虽然2016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比2010年降低1.1个百分点，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达77.2%，比全国平均高4.7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增加9.8万人，没有出现劳动人口数量下降情况。我区0-14岁人口由2010年的348万人降低到2016年的335.4万人，比重由14.08%降低到13.31%，比全国平均低3.39个百分点，已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人口总抚养比从2005年的33.2%降低到2016年的28.6%，比全国平均低9.31个百分点。
（三）人口城镇化率较高
2010年人口城镇化率55.5%，比全国平均高5.82个百分点，在全国居8位，西部地区第1位；2017年提高到62%，比全国平均高3.48个百分点，在全国居第10位，西部地区第2位。
（四）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
2015年受大专以上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达到15.3%，比全国平均高2.8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受高中（含中专）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达到16.2%，比全国平均高0.81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0.9个百分点；受小学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为22.9%，比全国平均低1.5个百分点，比2010年占比降低2.5个百分点。
二、人口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人口低水平增长，知识技能型人口存在流失现象
2010年我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居全国倒数第9位、11位。2015年、2016年，我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居全国倒数第6位。2017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达到9.47‰、3.73‰，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96个千分点、1.69个千分点，居全国倒数第7位和第8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出生率短期出现回升，但出生率降低具有一定的趨势性；受生育行为选择变化等因素影响，长期来看，生育水平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我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大，整体上人口净流入、净流出趋势并不明显。连续6年人口净流入后，2012—2014年连续三年出现了少量人口净流出，2017年又出现了少量人口净流出，成为当年全国6个人口净流出地区之一。但我区流出人口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知识技能型年轻人口和已经成型的知识技能型人才。2016年我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比上年减少6.3%。在区外就读的知名高校毕业生很少回生源地就业；在区内就读的高校毕业生、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通过多种方式千方百计出区学习和就业。据初步统计，赤峰市大学生（含大专）2015—2017年上线分别为3.2万、2.8万、2.6万人，回到赤峰工作的分别为1万、1.2万、1.3万人。另外，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家庭、少孩家庭子女从业观念变化较大，我区部分行业出现了年轻人减少情况。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保障亟待强化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我区201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呈快速老龄化态势，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2000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农村牧区由于大量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人口流出幅度大的盟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偏高。据推算，2017年乌兰察布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15.5%。随着我国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62—1970年）出生人口进入老年，我区将进入老龄化加速期，高龄、失能老年人数将持续增加。老龄化叠加少子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和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同时我区经济欠发达，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省区，财政困难，社会承受力较弱，各方面制度尚不配套，要满足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养老、健康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需要，面临较大的挑战。 （三）城镇综合竞争力不强，城镇化质量有待提高
我区边境地区、牧区、林区人烟稀少，产业不发达，但为了满足戍边和行政管理需要，设立了旗县市和乡镇苏木；我区矿区较多，城镇化率也相对较高。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巴彦淖尔市等农区比例较大、人口较多的地区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即使是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平均每个旗县市人口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每个县40万人到70万人的水平，人口布局分散，多数旗县政府所在地城镇工业化程度低，城镇化质量不高，集聚人口能力不强。不少盟市政府所在地城市人口少，经济规模小，还不及发达省区一个县政府所在地城镇规模。呼包鄂城市群中，鄂尔多斯市是高度依托资源型的县域经济，产业、人口分布都比较分散，东胜、康巴什市区和阿镇的产业和人口规模很难起到较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很难承载高水平的研究院所、大学和医疗机构；高端服务和高水平公共服务主要依托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区外相近大中城市。包头市是典型的重化工产业结构，受市场周期影响较大，大型企业转型升级和成长速度慢，核心竞争力不强，与全国同类型企业差距越拉越大。首府呼和浩特市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较少，新经济、研发创新、教育、医疗水平仍待提高。近年来三个城市人口集聚能力均有所下降。2011年以来我区城镇化率年均增幅0.93%，低于全国年均增幅0.29个百分点。
（四）人口区域布局不合理，集中集约程度不高
一是人口、产业区域布局分散。除呼包鄂城市群外，几乎每个乡镇、旗县、盟市政府所在地城镇（市）都存在人口规模较少、产业规模较小的问题。人口聚集程度差是影响我区非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布局分散、产业布局分散，加之能占领全国市场的轻工产品极度匮乏，物流满车进空车出，不能摊薄物流成本，造成我区居民生活成本高、企业生产成本高。二是首位度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吸纳人口能力有待提高。东南沿海及西部形成了成都、重庆、西安等一批人口超千万、GDP超万亿元的大型城市，而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人口分别为311.5万人、287.8万人，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仅200多万人，GDP分别达到2743.7亿元、3867.6亿元（2016年数据）。三是还没有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人口政策体系。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等重点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区仍然面临人口多、生态环境压力大的问题。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通遼市、巴彦淖尔市等农畜产品主产区人口的集中集约程度仍需提高。四是边境地区气候和生态环境差、人口少、收入低，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落后。
（五）就业人口产业分布不合理，农牧业劳动人口有待转移
2016年我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40.1%，比2000年下降了12.1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27.7%，比2000年下降了22.4个百分点。我区农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8%，与全国基本持平，却容纳了40%的劳动就业，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2.3个百分点。大量劳动力滞留农牧业，从二、三产业中得到的收入少，是我区农牧民人均收入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降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2016年我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15.9%，比2000年下降1.2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山东省、广东省均比2000年有大幅度提高，并且占比分别比我区高12.9个、15个、25个百分点。我区占国内生产总值48.7%的第二产业，只承担了15.9%的劳动就业。我区工业经济体系与发达省区经过高度工业化、又开始部分去工业化有很大的区别，我区是“外部资本嵌入型”资源类为主的产业结构，资源主要由大型央企、区外大型国企民企开发生产加工，产业链条短，地方很难参与其分工合作，分享其发展成果。资源类产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自动化，用人很少，煤炭、电力、化工、电解铝等大型企业从当地招工的比例也不大。我区自身劳动密集型非资源产业发育生成程度低，产业门类少，吸纳就业能力十分有限。近年来我区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并不完全代表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如2016年呼和浩特市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8.6%，仅低于北京市、上海市、海口市、乌鲁木齐市，位居全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第5位。我区第三产业是在制造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发展的，主要为居民生活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服务，而我区城乡居民收入偏低，农牧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不足，制约了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也影响了其就业吸纳质量。
三、人口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人口增长或稳定，经济就增长和富有活力；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和活力，甚至出现增速下滑、停滞等情况。
我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年轻知识技能型人口净流出，高端人才留不住、引不进问题突出，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劳动力从农牧业向非农牧业转移速度放缓，会抑制资源配置效率，导致农牧业劳动生产率、城市化率提高幅度下降。生态脆弱区、重要生态功能区人口较多会对草原、森林等生态功能恢复形成压力。农畜产品主产区人口过多会影响农牧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和农畜产品产量、质量的提高。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和投资产生不利影响，改变消费需求结构和水平，增加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和家庭负担，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从积极的方面看，人口流出减轻了我区就业压力，人口增量减少和人口布局的改善有利于减轻生态环境压力。虽然劳动力比重出现了下降，劳动力资源总量仍比较丰富。
四、几点建议
（一）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人情社会”现象
一是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工作人员要坚持公开、公正的“逢进必考”；建立科学的面试制度，制定必要的程序，由用人单位有关人员集体面试，集体决定选用。二是结合机构改革，精干部门及其内设机构。部门内设机构原则上也要一类事项由一个处室（科室）统筹、一件事情由一个处室（科室）负责。三是打破业务部门信息就是自身资源的做法，建立政府部门信息平台，推进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共用。四是加快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严格按国有资产监管办法和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国有企业管理，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避免国有企业成为“安排人的场所”。国有企业要根据业务方向和规模，本着机构精简、节约用人、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合理确定用人规模，形成科学规范的选人用人制度，避免国有企业成为“养人的场所”。五是深化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单位改革，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和法人治理结构，争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二）加强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使人口数量红利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
一是积极引进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我区设立分支机构，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二是落实高等学院办学自主权，利用教育部与我区的合作，积极与国内外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合作，强化人才引进，加快打造我区高校和学科“双一流”；提高我区高等院校教学、科研水平和知名度，扩大区外学生招生规模，并促进其在区内就业。适应智能化时代需要，推进前期工作，争取大数据学院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开设工业及服务软件、大数据分析、信息技术安全等方面的课程，加强普通大学、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通识教育，促进智能化与新工科建设相结合。三是发挥市场在人才培养、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建立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建立规范有效的人才激励制度。四是着力引进高端人才。发挥优势科研院校作用，加强高层次人才团队和科研设备建设，争取引进和培养一批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等高端人才和院士人才实现零的突破。加大柔性引才力度，重点高等院校、医院、文艺团体、大中型企业提出解决关键问题的高层次人才需求，由自治区政府开展招聘，并落实部分资金等条件，确保“留得住、用得上”。
（三）进一步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适应人口由乡到城（镇）、由小城市（镇）向大中城市流动、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加快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吸引人口向呼包鄂集聚。大力发展高水平实体经济和能够快速集聚人口的高水平医院、大学等，增强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呼和浩特市宜居宜业水平和首府城市地位，尽快形成350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东部盟市所在地城市要增强产业集聚能力，提升城市综合功能，优化人居环境，引导区域人口就近集聚，有条件的加快建设成为区域中心城市。鼓励城镇人才、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农牧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政策，吸引农村牧区人口进城落户，保障农牧业转移和流动人口教育、医疗、培训、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務全覆盖及办事便利。构建覆盖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制度，尽早全面实现农牧业转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异地报销。
（四）推进人口区域布局调整
农畜产品主产旗县要推动人口总量适度减少和人口集约布局。开展主体功能区人口承载力测算，科学确定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承载力，实行差别化人口调节政策。按照自愿迁出原则，有重点、有次序地引导承载力低的地区有序疏解人口，向人居环境适宜、资源环境和产业承载力平衡的重点市镇收缩转移。提高沿边农牧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
（五）搞好人口服务
加大对孕产妇优生优育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合理规划和配置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资源。确实保障女性孕期、产期应享受的政策权力，适当延长产假。做好留守家庭儿童、老人照护等工作。对失独困难家庭养老提高补贴照顾水平。以基本养老保险为重点，推进完善养老助老保障制度，加快城乡居民全覆盖，逐步提高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障标准。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发展老龄产业。
参考文献：
[1]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Z]，河南省人民政府公报，2017-08-10
[2]关于印发河南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OL].http：//news.dahe.cn/.2017.
[3]韩似凤.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医养结合模式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硕士论文.2017.
[4]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6-12-30.
[5]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的通知[Z].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2018-02-28.
[6]田克敏.对电力行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J].广东科技，2013，（8）.
[7]赵建军.大唐安徽分公司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J].中国电力教育，2013，（1）.
[8]台州市发改委课题组.台州市人口预测与发展趋势研究——基于PADIS-INT的分析[J].台州学院学报，2017，（8）
[9]刘燕群，董林，乐明.武汉市中心城区养老现状调查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12）.
[10]李瑶.失能老人社区长期照护现状、问题、对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8，（12）.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
【篇二】人口问题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文
人口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流动类型主要有四种，明代亦然。《明史?食货志》云：“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就明代而言，逃户、年饥流民、附籍贯穿始终，避兵流民主要在明初和明末，移徙则主要在明初。而明初的人口迁移中，山西向中原及两淮地区移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迁移。
一、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移民基本概况及特点
(一)山西移民概况
明朝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迫于某些社会问题的压力而自发出现的流民，另一种是统治者基于某些需要而主动安排或经官方允许的移民。前者往往处于盲目无序状态，故对国家的消极影响较大;后者则是官府组织的有计划的定向流动。而洪武年间的人口迁徙以政府组织为主导。主要成员是参加开荒的贫苦农民和屯垦的军队，流动的去向，大部分是由人多地少的“狭乡”，迁到地多人少的“宽乡”，少数用来充实京都。
“洪武二十一年(1388)……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广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将山西人由狭乡迁往宽乡，屯垦开荒，以恢复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就明初山西人口分布态势而言，平阳府、太原府、潞州府、泽州府是当时人口相对密集之区，理所当然地成为移民重点区域。由于明初移民的官方性质，选择一个对于各府州县民众距离相对适中且方便的集结地点就显得很重要。洪洞县标志性的大槐树成为山西移民出发前的聚集地。
(二)山西移民特点
1、规模大，分军屯、民屯、商屯，以民屯为主。
明朝立国后大规模地移民屯垦以迅速激活农村经济，“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大规模的民屯主要是把农民从地少人多的狭乡移往地多人少的宽乡进行垦荒，也有一部分人是招募来的或者是罪徙者。《明史?食货志》载：“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为解决卫所的军粮供应，也让卫所士兵屯耕自给，称为“军屯”，政府供给军屯所需的耕牛、种子及农具等。除民屯和军屯外，还有商屯。为了解决边军粮饷不足的问题，由商人纳米输边，换取盐引，谓之“开中”。商屯在明初的屯田中不占主要地位。
2、数量多，以洪洞大槐树移民为最。
明初，山西移民数量猛增，洪洞大槐树由于距离适中方便集结，成为山西移民的聚集地。“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间俗语在各地移民子孙中广泛流传着，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或许淡忘了祖籍，而洪洞大槐树这一先辈外迁时的聚集地却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也认可它为家乡的标志。
《明史?食货志》记载：“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由政府组织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屯田便有十余次。除洪洞外，山西移民在当时的聚集地还有太原、平阳二府、泽州、潞州、沁州、汾州、辽州、朔州等地。
3、分布广，以中原及两淮地区为主。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北京、山东、江苏、湖北、安徽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也有的移民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
二、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移民对于汉文化正统地位重塑的影响
人口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因素，其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必然造成种种影响，而就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华文明的传播而言，社会影响则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在种种社会影响中，重塑汉文化的正统地位无疑是最重要最深远的方面。葛剑雄先生在《中国移民史》中写道：“在中国移民史上福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洪洞大槐树了。”
(一)元朝统治期间，汉文化被破坏殆尽。
元朝在当时被视作夷狄，是为中原民族所轻视的野蛮民族，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蛮夷”，却能入主中原，这对一向自视高尚的中原民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的统治对于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就这样写道：“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
宋朝灭亡之后，陆秀夫背负幼帝在崖山跳海，至此元朝统治全中国。所谓“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传统的社会纲常伦理道德不再是唯一的主流文化。
(二)移民重塑汉文化正统地位。
山西拥有悠久醇厚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晋南作为尧舜故地，是汉民族文化、伦理道德的发源地。山西移民必定将儒家传统文化随着他们的足迹传播到中国的大江南北。
1、移民促进了公共伦理道德的传播。在当时战乱情况下，迁入地大多原居民稀少，大规模的移民迁入，使当地人反而成为少数人，移民文化很难被当地文化同化，并且和当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公共伦理道德。先进的完善的儒家伦理道德会逐步影响当地相对落后的伦理道德，融合当地民俗，规范统一化公共伦理道德，使其符合社会的要求。大规模移民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移民会自觉的遵守和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规劝和制止违反儒家公共伦理道德的行为，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形成规范化的伦理道德的社会风气。2、移民促进礼教的普及。在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中，移民将汉文化中的礼教也渗透到当地人中。礼教即“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礼教以道德来教育人们，通过“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不去犯法不是因为畏惧，而是因为羞耻心。礼教提高了个人的道德素质，人人都自觉地维护社会公德，也提高了社会公德的水平，使儒家纲常伦理深入人心。
三、小结
明初山西移民特别是洪洞大槐树移民除在恢复明初经济上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外，在重塑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上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历史让我们更加明白：构建先进文化必须基于对历史的认识，立足现实，尊重过去和未来，积极看待自己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的民族性格。同时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传统价值，重建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篇三】人口问题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文
一、农业人口流动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农村富余劳动力呈日益增多之势。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加快，大批“三资”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兴办对劳动力的需求，经济特区建设的启动以及人口管理制度较改革开放前的松动等诸因素都极大的刺激了我国农业人口的流动。
1、农业人口流动为我国基础建设和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统计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业人口流动已达1.5亿，其中主要是跨省的流动，庞大的农业流动人口大军构成的农民工，成为各个城市各类重体力、艰苦行业的劳动主体。比如建筑业，市政道路、地下设施建设等。
农业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从事的工作，为城市的建设和经济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可以说，每一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都凝聚着农民工的辛勤汗水，每一个艰苦的、危险的行业都有农民工的身影。这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趋势，低廉的劳动报酬和农业流动人口渴望摆脱贫苦的心态，使他们成为任劳人怨的一个特殊群体。
2、农业流动人口缓解了农村的贫困状况
农业流动人口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所获取的报酬对于他们已经走出的贫困农村而言是可观的。据调查，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庭除了靠老人或者妻子维持最基本的农业劳动收益并照料家庭外，主要的经济来源，尤其是子女上学、盖房、婚丧嫁娶等绝大部分依靠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收益。为数不少的外出打工者（男人或女人），依靠自己在城市的收益，使乡下的家人过上了较别人富裕的生活。
3、农业人口流动促进了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就城市而言，农业流动人口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的底层群体。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数以亿计的农业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十分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增加农村收入的同时，也在城市的信息碰撞。产业化劳动中提高了素质（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
有研究报告表明，农村青年认为进城打工最大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另一方面，一部分稍微在城市里站住脚根的农民工，为了彻底改变他们子女的命运，便携家带口力图在城市里安顿下来。许多人都有过在城乡结合部、建筑工地、集贸市场、垃圾场边、废弃的房屋、铁道边的临时棚屋的栖身的经历。他们力求以最低廉的费用千方百计在城市里立住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城市人口新的构成的一部分。
4、农业人口流动目前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我国农业人口流动目前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近几年来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部分保护措施的出台，农业人口流动开始向有序的方向发展，但这个过程并非短期可以完成的。目前农业人口流动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农业流动人口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自身素质较为低下，自我保护意识差。农业流动人口由于文化素质整体较低，他们所从事的绝大部分仍然是技能要求低的重体力劳动。
在务工的过程中有普遍缺乏对自身权益的有效的自我保护。由于利益的驱动，在各类刑事犯罪中往往占有相当的比例。又由于卫生习惯和经济条件的原因，对城市的卫生和环境管理常常带来不良影响，尤其是造成城乡结合部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
二是对社会结构调整提出的问题。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正面临着就业高需求，高失业率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口流动加快，由此呈现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趋势。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背景下，宏观调控如何体现，社会结构如何调整？总体上显得乏力和滞后。大部分城市面对农业人口流动问题仍处于被动应对和整治的状况。另一方面，农业流动人口如何融入城市生活，分享社会进步成果？农业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的关系协调等都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研究和解决。
三是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这是农业人口流动当前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劳动收益保证、社会救济、劳动保护、就业培训、子女教育、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基本养老、工伤等等。都有待研究并以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应该看到，农业流动人口依然处在我国社会阶层的最底层，这支庞大的劳动大军仍游离于现代职业体系之外。
5、农业人口流动对我国制度变革和完善提出了迫切要求
农业流动人口虽然已成为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但同时又与长期形成的制度发生着多方面的碰撞。僵硬的户籍制度将他们排斥在城市之外。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制度不能以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接纳他们。他们的居住地常常被列为清查、整治的重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并且是社会进步所追寻的目的之一。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必须与之相适应。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的闸门打开了，流动的潮流形成了。利与弊，得与失，期盼与担忧，限制与诉求同时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有些盲然和困惑。
二、农业人口流动的对策思考
农业人口流动的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社会结构合理调整、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妥善面对和正确把握农业人口流动，解决农业人口流动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又是维持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缩小城乡差别、积极“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能否妥善解决好包括农业流动人口在内的社会底层面临的问题，应该是检验社会和谐如否的重要标尺之一。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流动人口问题应该重视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加深继续推进农业人口流动的认识
虽然目前农业人口流动已经给一些城市的就业和城市管理社会管理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但是继续推进农业人口流动是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和改变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
据统计，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降到14%，按照正常情况这时出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比重应当相应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国这一比重仍高达49%，这给我国实现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困难。因此有专家认为要特别注重城镇化和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争取在未来的15年内在转移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
所以继续鼓励和支持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各级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应该从宏观着眼，进一步加深和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主动应对，循序渐进，将其纳入城市的总体视野中谋篇布局。
2、逐步建立农业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益和机会的制度
进入城市的农业流动人口。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成分进入城市的，群众虽然居住和工作在城市，但在制度上他们不是城市社会生活的一员，而被称为“农民工”。他们更象产生中的“临时过客”，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无疑是下等人，其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应当全面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根本改革涉及多方面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局面，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移与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
清除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包括户口、身份、工作岗位、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使农民工依法享有产生居民同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繁荣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个进程中考虑城市现有的承受能力，采取渐进的方式是比要的，但是必须在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从他们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入手积极推进。
3、拓展空间引导有序
遵循市场对人力资源配置的规律，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不断拓展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当前应引导农业人口既流向特大城市，又流向中小城市。在农村积极推进农业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的同时，要加快发展非农产业以吸纳就业，同时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小城镇建设，以更多地转移农业劳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推进上述工作我们在指导思想上都应把握：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脯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援农业和农村发展。这不仅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地方各级政府都应以此为己任。
引导有序，重在引导。各地和各大、中城市应该建立起用工预测和公布制度，及时收集和公布本地区用工需求信息，并逐步建立起全国各主要城市用工需求信息预测报告。如同天气预报、股市行情，通过媒体，每日公布，以供城乡择业群体参考。在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城乡政府应该联手为农业流动人口提供服务。
同时应加快培育为农业流动人口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民间中介机构，与劳动力市场形成链接。只有当城乡政府共同重视并从培育市场、搞好服务的角度出发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和措施，农业人口的有序流动才可能真正实现。
4、重视培训调整管理培育组织
重视农业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各地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同时也反映出学用脱节、流于形式、培训责任不明确、培训经费难落实、效率不高等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明确对农业富余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的责任在政府，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能力、帮助他们顺利实现角色转换，首先应该是城乡各级政府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在一省或一市的城乡基层政府之间，有必要建立起对这一事宜的协调机制，共同研究和处理相关问题。培训经费应该以政府承担为主，首轮培训费应列入财政预算，再次培训由个人承担，困难者给予补助。
调整现有的城市的现有流动人口管理方式和工作格局，将由公安部门管理改为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承担，变管理为服务，行使提供信息、职业服务、组织培训等职能。加强对保障农民工权益相关事宜的研究和处理，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劳动合同，严格处理拖欠和克扣工资、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工伤赔付不合理等问题。取消针对农民工设置的各类不合理的办证、收费的规定。
应该研究解决代表农民工利益的组织角色的缺位问题。笔者认为，在农业人口流入的城市培育代表农民工利益的群众组织。引导农民工建立遵守国家法律、接受党的领导、代表和维护群体利益，为这一群体服务的非营利性群众组织是必要的。这样一个群众组织在为这个群体服务的过程中能够更多、更直接的了解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和可以及时知晓和明晰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的制度，从而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
可以在城乡政府和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之间起到纽带和桥梁作用。同时政府也可以将一些相关的工作委托给这一组织，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帮助进入城市的农业流动人口更顺畅地实现角色的转换。同时应该赋于这一组织应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作用。:
我国工会组织长期以来在维护职工权益、服务于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作了大良有益的工作。但是，考虑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人口这一突出的社会状况和农业流动人口这个群体的特殊性以及“角色转换”的特殊要求，培育这样的群众组织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了。这一群众组织目前可以归口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与协调，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逐步脱勾。从宏观的角度看，解决了代表流入城市的农业流动人口利益的组织角色缺位问题，也有利于解决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这也是现代公共管理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总之，我国农业人口流动是当前社会发展中应该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关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根据国情、着眼长远、注重学习和借鉴，形成科学的应对之策。（作者：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干部市人大代表）（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
2、《中国社会分层》李培林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
http://m.tclaobao.com/mianfeilunwen/155657.html
